作者：李耀辉  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

“囚犯难题”是一个极为有名的经济学模型，解释了何以短视地以利益为目标将导致对大家都不利的结局。笔者认为，我们还可以从法律的意义上理解“囚犯难题”，也可以应用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。

“囚犯难题”讲得是两个囚犯的故事。有一个富人在家中被杀，财产被盗。警察抓获了甲乙两名犯罪嫌疑人，人赃俱获，但他们否认了杀人的事实。于是警察将甲乙隔离审讯，并对他们说，因为你们偷盗证据确凿，将被判一年有期徒刑。如果拒不承认杀人而被另一方供认，则将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。如果主动坦白杀人将数罪并罚10年。此时如果检举对方，且对方拒不承认的话，则立功无罪释放。试问这种情况下，甲乙两人将会如何选择？

对于甲乙来说，最佳的结果是两人都否认杀人，最多因盗窃获刑一年。但是他们两人都无法保证对方不会出卖自己，自己将被从重判处无期徒刑以上重刑，对方反而无罪释放。如果甲承认杀人，最多获刑十年，恰巧乙不承认杀人，甲还能获得无罪释放的好结果。对于乙来说，也是一样的，承认杀人，总比不承认杀人风险较小，更为划算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甲乙可能都会选择承认杀人，各判十年。双方异口同声否认杀人，都各判一年的结果将不会出现。

对于这样一个两难选择，无关乎甲乙是否真的杀了人，哪怕他们没有杀人，很可能也会作出对杀人部分有罪的供述。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大家一定耳熟能详，它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，因为坦白从宽可以诱供，抗拒从严可以精神逼供，所以民间流传一段话，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，抗拒从严，回家过年。近两年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坦白从宽落在实处，对嫌疑人、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的，自愿签写认罪认罚具结书，具有了法律确定性保障。

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两年了，仅以笔者作为亲历者的观察发现，运行情况不容乐观，大多数嫌疑人、被告人并非自愿认罪认罚签写具结书；选择认罪认罚后，量刑并不合理和均衡；做了认罪认罚后，无形中降低了检察机关举证责任和法院判决的证明标准，很可能会造成冤假错案；检察机关有时会以认罪认罚“要挟”嫌疑人、被告人做认罪认罚，否则会加重处罚；简化庭审程序，公诉机关恃强凌弱，无法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，认罪认罚作出以及精准量刑绑架法院和二审法院，等等。

笔者亲办的一件组织卖淫案，在审查起诉阶段，检察官提审当事人劝其做认罪认罚，因为量刑建议较高，无法接受就不同意做，检察官恼羞成怒地离开，随后提级到市检察院，市检察院经审查达不到无期徒刑的标准就又打道回府，又将协助组织卖淫变更罪名组织卖淫起诉。开庭当天，检察院对认罪认罚胸有成竹，对列队站着的所有被告人声称做认罪认罚，面向将来决定他们命运的合议庭的法官，足以对各被告人形成心理压制，被告人不同意做，将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法律后果，所以全体被告人也就不得不接受了。在法庭上，做过认罪认罚的被告人，就跟戴上紧箍咒一样，只要被告人稍加对事实提出异议，紧箍咒就紧一紧。

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有律师在场见证，保证被告人认罪认罚签写具结书是自愿的，但不能据此认为律师认为被告人有罪，律师还是可以做独立的无罪辩护的。但实践中，笔者就遇到过，公诉人未经通知律师到场，就让当事人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，再让律师补签名。虽然明确了量刑幅度，但当事人内心是抗拒的，无法从中获得真正的宽大处理，做与不做，相差无几，不如无罪搏一搏更为划算。

最近笔者代理的一件盗窃案件，横看竖看都不构犯罪，坚决无罪辩护，检察机关当庭量刑建议四年。当事人也坚称自己很冤，又担心害怕坐牢，一边无罪辩护，一边想着缓刑，内心极为矛盾，虽然律师可以百分百地坚信是无罪的，但有时无罪案件并不产生于此时此地，又不能拿着当事人的利益冒险，更多会尊重当事人的选择，而在一些模棱两可的案件，大多数被告人都选择了认罪求缓刑，律师孤独地做着无罪辩护，效果堪忧。

认罪认罚确实是分化瓦解共同犯罪的有效工具，在共同犯罪案件，部分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，可能获得相对从轻的处罚，坚持无罪辩护的被告人可能会冒着极大风险，甚至无罪辩护都是徒劳的。笔者曾代理一起轮奸的案件，原本是一起无罪案件，三名被告人中的两名在庭前认罪，法庭上依然态度上表示认罪，在供述事实时又否认强奸，最终案件结果，认罪的两名被告人判了10年，未做认罪的被告人判了11年。后来得知，他们的律师告诉家属认罪的话判两三年，认罪的两名被告人家属惊呼上当。

“囚犯难题”中涉及到两个人，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能会只涉及一个人，但他/她会面临着两种选择，选择认罪认罚可能会捡到便宜，也可能会丧失无罪释放的机会，面对两难选择，处于强势地位的检察机关应当明确量刑建议，不可随意撤回认罪认罚具结书，保证嫌疑人、被告人真实自愿接受认罪认罚具结书，不可被告人因放弃选择认罪认罚而加重其处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