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以生冤案

文/李耀辉

 

近几年，冤错案件连番上演，从浙江张氏叔侄冤案，到河南李怀亮、赵作海冤案，从安徽于英生冤案，到云南杜培武冤案，再到呼市呼格吉勒图冤案，等等，何以我国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冤案？

 

以上是已被平反的冤错案件，还有未被平反昭雪的，如全国上下正在广泛关注的河北聂树斌案，还有没有被披露的、正在发生的冤案，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已被平反的冤案如此惊人的相似，这无外乎亡者归来，真凶落网，一案两凶，死刑入狱撞真凶，不一而足，冤案无常，千奇百怪，每当一件冤案被披露后，人们误以为司法正义阳光灿烂，谁料冤假错案犹如幽灵一般，忽隐忽现，又如戏剧性一般，离奇无厘头，人们不禁要问：何以生冤案？

 

究问冤案发生的根源和原因，笔者以自己刑辩律师的职业经历认为，主要存在又不限于我国司法制度、办案模式、办案技术、证据规则、错案预防体系、错案救济机制等方面问题。

 

冤案制造首当其冲应当是我国的以口供定案的审判方式。自古以来，我国就有口供定案、无供不录案的司法传统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表现的淋漓尽致，历史教训深刻，自1979年刑诉法制定后，才有了重调查研究、不轻信口供的法律规定，并且我国立法机关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，严禁刑讯逼供深入人心，但书面规则往往被现实规则所替代，司法实践中，口供被誉为“证据之王”，造成办案人员对口供的过分追求，有了口供其他证据都不是问题，破案水到渠成，这种侦查路径就为冤错案件埋下隐患。

 

    一方面是嫌疑人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，办案人员如获至宝，非法证据无法排除，陡然成为定案根据，另一方面，无严刑逼供，但对有利于嫌疑人的事实，办案机关故意隐瞒，甚至为了完成破案指标，不忍心放弃“救命稻草”而隐瞒无罪证据，制造虚假证据，明知嫌疑人无罪，对嫌疑人无罪辩解和律师意见充耳不闻、置之不理，将错就错，宁可牺牲一个无辜人的利益，也要完成破案任务，以立功受奖。

 

     冤案发生的另一原因就是疑罪从轻或疑罪从有的潜规则横行霸道。活生生的冤案——佘祥林杀妻冤案，赵作海冤案，石东玉冤案，等等——都是被行内戏称“留有余地”疑罪从轻的判决典型。我国在1996年修改后的《刑事诉讼法》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，然而，令人困惑的是，“疑罪从无”原则在《刑事诉讼法》中已经确立近二十年了，绝大多数（甚或全部）法官都知道疑罪应当“从无”，而司法实践中疑罪难以从无，相反法官却更容易接受“疑罪从有”和“疑罪从轻”的传统观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冤假错案也就发生了或者也许正在发生。

 

     之所以疑罪从有或疑罪从轻长期“合理”存在，主要在于办案机关的自我保护。宪法及刑诉法规定，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，鼎力合作，一个案件从公安到检察院，最后走到法院，法院发现证据不足，无法定罪，宣告无罪的话，就相当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办错案了，公安构成错误拘留，检察院构成错误逮捕，这都有可能承担国家赔偿责任，这还不仅影响到公检两家绩效考核，还会影响到公检法三家之间的未来合作，法官个人还会冒着被检察院追诉犯罪的风险，留一个活口，真是错案，还有纠正的可能，可是呼格吉勒图、聂树斌、滕兴善们怎么办，人头落地，这可不是割韭菜。

 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崔敏教授曾做过调研统计，针对已经平反的冤案，发现当年律师做的都是无罪辩护，可悲的是法院都没有采纳律师的意见，甚至根本不听取律师的无罪意见，致使平反冤案后追究责任人责任时，会发出律师你们为什么不死磕，不阻止错案的发生，追悔莫及。在律师“三难”、“五难”时代，律师很难开展辩护工作，会见受限，阅卷受阻，调查取证受险，发表律师意见受难，这不能说是时代悲剧，没有律师的帮助，冤案错案就像风暴浩劫、洪水泛滥，超高速列车，无制动，任凭其翻越高山险岭。

 

保障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最基本的格局就是控辩审模式，控辩平衡，任何一方过分强大，势必会造成另一方构造力量的萎缩，只有势均力敌才能保障游戏的公平，实践中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法律帮助人力量弱小，权利无法得到基本保障，法庭驱逐律师，律师无言论豁免权，律师被追究犯罪的例子不计其数，律师的职业风险有增无减，甚至出现律师做无罪辩护需向司法局备案的离谱规定，这些都削弱了防范冤案的屏障。

 

一起冤案的发生绝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所有动作的，诚然，公安侦查具体办案人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那么把关预审责任人，审查批准逮捕的检察官，承担审查起诉的公诉人，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官，把守司法公正的法官，这些人员是否尽职尽责，刑事司法防错纠错机制失灵。这些人的行为，是职务行为，也是单位行为，更是集体行为。公安预审负责人、检察院批捕科/处长、分管检察长、公诉人、起诉科/处长、检察长，在法院，主办法官、合议庭成员、庭长、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、各庭庭长、分管院长、院长，请示上级法院，或降级处理架空二审，算一算，一件冤假错案需要多少人的通力合作才能全部完成。

 

如果一个案件成立专案组，组长一般都是公安局长，其又身兼副市长或政法委书记，党委常委，局长挂帅，刑警队主办，大张旗鼓，舆论造势。有些案件，公检法三机关事前已会议拍板，美其名曰，大三长会议，也就是公检法互相勾结，把此案当做一项政治任务，由此案件上升为政治案件。

 

二审纠错救济程序往往在实践中形同虚设，普通刑事案件往往不会开庭审理，办公室的书面审理忽视了律师的意见，新的证据情况无法完成有效质证，重大、敏感刑事案件，二审程序和一审程序合二为一，一审法院请示上级法院，一是造成上诉人救济权利丧失，二是二审纠错功能失调，不能严防把关，成为一审法院宣判错案的帮凶，甚至明令指使一审法院将错案进行到底。

 

“严打”运动和运动式的执法活动等都会增加冤错案发生的几率。比如1983年全国掀起的 “严打”运动，要求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，破坏法律，不顾程序正义，轻罪重判，冤案无罪屡见不鲜，限期破案、命案必破，在这种形势之下，冤案也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。

    

   权力无限大，权力泛滥使用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。在地方，权力过分集中于执政党的党委和党委书记一人之手，一权独大，如果他们愿意对刑法做极端的运用，完全可以任意选择性办案，欲捕随捕，随心所欲，就像霍布斯笔下的“利维坦”，权力无法遏制，想给谁定罪判刑就能给谁定罪判刑，甚至可以事实上制定和推行本地区特有的刑事司法政策。笔者执业以来，就遇到过地方领导制定当地特色的司法政策，为了严打非法采矿，一律按照盗窃罪定罪，轻罪重判，无罪入刑，恣意妄为，权力不受约束。

 

    冤案无常，戏剧化上演，衙门朝南，就中无个不冤哉，高墙似海，真凶难定，亡者悲喜交加，伸冤路漫漫，何以生冤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