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绝大多数民众的朴素的正义观里，律师为“坏人”作辩护，常常是不被理解的。律师很容易被当成讼棍，想想这样的例子还少吗，一些知名刑辩律师为全国瞩目的性侵案、女魔头、恶贯满盈的人作辩护时，往往会遭到公众的强烈谴责和质疑。

对于性侵未成年案件，我一直秉持慎接的态度，所以执业十年来，拒绝过很多性侵案件，代理过的案件一个巴掌都数的过来，不仅是因为辩护难度大，而更重要的接案标准看是当事人是不是很冤，如果是很冤的话，我才会考虑接受委托。

几年前我看过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韩国影片《素媛》，我对素媛的不幸遭遇感到无比心痛，影片中的辩护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时，我注意到弹幕上一片喊杀声，人神共愤，就地正法，碎尸万段都不为过，甚至作为刑辩律师的我都激愤到极点。

在观众的上帝般的视角中，我们十分清楚影片中的案件真相，法院的判决不会冤枉这个被告人，知道真相的我也会拒绝为这种“坏人”作辩护，当然他有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不会被剥夺。

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刑事案件都没有绝对真相，哪怕是经过公正的审判，所得出的也仅是相对真相。不明真相的群众很容易受到媒体报道、道听途说以及自己的立场、经历、猜测等因素的影响。

只要司法体系公平地呈现了所有的证据，一个理性的普通公民就应该有能力依据常识判断被告是否有罪。但是他们一般是接触不到证据的，尤其是一些性侵案件的证据材料，更不可能接触到，他们内心的预判通常被所谓的“真相”和伦理道德左右。

在现代法治社会，惩罚一个人的依据不在于其事实上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，而在于是否有充分的证据和公正的审判。任何人接受审判都是有权获得律师辩护的。因为一个人是“好人 “还是“坏人”，在法庭宣判之前，是谁也说不清楚的，最后很可能会出现人们预想不到的 “好人”有罪或者“坏人”无罪的结果。

言归正传，我与周文君律师正在办理一件小学校长涉嫌猥亵儿童的案件，因为案件还未审结，涉及个人隐私，本文不会涉及案件真实地名、人名、请勿对号入座，本文权当业务探讨。

这个案件前期是我的两位同事代理，其中一位同事因故退出辩护，于是邀请我加入。在我正式介入前，我们一起探讨过罪与非罪的问题，所以我对本案情况已经有所了解，我当时就认为案件疑点很大，证据十分单一，缺乏客观证据，几乎全是言词证据，且均是传闻证据，证据之间矛盾重重，证据肯定不足，符合我的接案标准。

为什么我要选择无罪辩护？

整体来讲，在案指控证据单一，仅有被害人的陈述一项直接证据，另外有几名证人的传闻证据，证据来源均源自该被害人一人，不仅相互矛盾，而且存在重大矛盾，根本不具有可采性，对于关键事实不能形成证据印证，且被害人所陈述的猥亵行为不够典型，且自相矛盾，而被告人一方始终否认猥亵事实，不认罪，没有前科，没有类似性侵指控，所以经研判后我们决定做无罪辩护。

大概案情是我们的当事人是一位小学校长，被害人是学校的一名10岁女孩，在几个月前的冬天的一天，校长在值班室将手伸进女孩衣服里摸到胸。女孩先后告诉了宿舍的三四名同学、她的爷爷奶奶和班主任老师说校长摸她了，但都没有说摸了胸，没有说摸具体部位。而这些证人证言五花八门，无法与被害人陈述形成印证。而校长辩解说当时看被害人穿着单薄，因为天气冷有些学生不想上学故意穿着单薄、冷水洗头促使生病，校长也怀疑被害人穿的少想故意生病，就用手摸了一下上衣左后方衣摆处看一下衣服薄厚，还训斥了她，并没有碰到她的身体。

在法律上判断是否属于猥亵,首先要考虑侵害的身体部位是否具有性象征意义，包括但不限于抠摸、亲吻、舌舔生殖器、胸部等。就本案来讲，校长有没有摸她，到底摸哪里了，这是最关键的事实。而是否摸胸，仅有被害人的陈述，其他证人证言均来源于被害人陈述，但都没有印证摸胸，更无细节描述，所以无法印证被害人的陈述。

接案后，我特意看了一部据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丹麦电影《狩猎》，这部影片展示了一个未成年小女孩的传闻，她的一个谎言成为一个巨大的“绯闻”，由此她的老师卢卡斯背负起了性侵女童的罪名。我认为本案与影片有很大相似性，可谓现实版的《狩猎》。

不可否认未成年性侵案件比较特殊，存在取证难、固证难，具有高度隐蔽性，发案迟延，相关客观证据、生理证据容易灭失，还存在适用法律模糊，认定标准不明确、不统一等问题。

但在儿童特殊保护原则下，往往会人为弱化证明标准，高度依赖被害人笔录，或仅凭被害人陈述单一证据定案的屡见不鲜，从严从重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占主导，报案就立，够罪就捕，够罪就判，几乎没有取保、缓刑的可能，取证上天平一定是倒向未成年人，猥亵犯罪与猥亵行政处罚行为的二元规制体系完全被架空，不仅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，更是打破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事原则。

我们这个案件，改变管辖之前，检察院办案非常草率，连律师的意见都不听取，带病起诉，改变管辖后，经过两次退查，检察院又自行收集了一些证据，幸运的是法检两家都能够保障律师的权利，都表示很重视，都表示严格遵守证据裁判原则。

2023年5月，两高两部《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》针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证明标准与事实认定，提出“认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，应当坚持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。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要立足证据，结合经验常识，考虑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和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，准确理解和把握证明标准”。

我国刑事案件的一般证明标准是“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”，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，也应当坚持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，此类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不容打折扣的。

首先，本案如不考虑被害人陈述这份孤证，则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校长实施猥亵行为，在案无目击证人、无客观性证据证明校长实施猥亵行为。被害人的数次笔录中自相矛盾，不能自圆其说，与其他传闻证据也存在重大矛盾，真实性存疑，不具有可采性。其次，虽然有多位证人称听女孩说校长摸她，但传闻时间滞后，传闻内容简单无细节，传闻证据间也存在重大矛盾，关键事实无法与被害人陈述印证，而校长供述稳定，解释合理，均否认将手伸进被害人衣服里，总之本案无法排除合理怀疑，达不到刑事定案的证明标准。最后，发破案经过不自然、不符合常理，从情节上看也达不到刑事处罚的必要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