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一般是根据案件所涉利益的重要程度加以适用的。轻微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要低于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。适用简易程序、速裁程序案件的证明标准要低于适用普通程序案件的证明标准。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要低于不做认罪认罚的证明标准。

2.没有无罪名的犯罪，罪名是决定一个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起点，但在法官定罪思维支配之下，法官有时在否定起诉罪名时，总先想去寻求一个替代罪名给被告人定罪。

3.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，公诉机关承担证明责任时只需要自由证明，更有甚者不需要承担证明责任，而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方却需要提供存在非法取证的严格证明责任。

4.经验法则通常可以作为法官认定事实、采信证据的依据，但在入罪时运用的多，出罪上运用的少，辩方运用经验法则辩护几乎不予采纳。

5.侦查机关为了最大限度的延长办案期限，有一种不太常见的现象就是手中握有嫌疑人几张罪名的牌，逮捕后，一张一张的分开出，出一张罪，两个月到期，再出一张罪，重新计算羁押期限，到期后，再出一张，然后再重新计算羁押期限，这是变相超期羁押。

6.在司法实践中，法院对一个案件作出判决是以宣告判决为标志的，所以通常情况下宣告日与判决书落款日是相符的，但是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不相符的情况，尤其是疑难杂案、敏感案件、领导干预、专案督办等案件，就会产生了判决日期与宣告日期的不一致现象，这对于被告人来说无异于非法羁押，若是有罪判决还可折抵刑期，但是无罪判决岂不是迟来的正义。

7.一些法院在处理案件上存在两种极端方式：一种是从重从快，匆匆下判，尤其是一些恶性刑事案件、上级领导作出重要批示的案件，带有目标指向的案件，为了转移矛盾都会从重从快；另一种是，采取拖延战术，迟迟不开庭、不下判。主要是想在拖延过程中缓解、平息矛盾，逐级请示汇报，或者案件难以下判，又不愿意担责任，就在拖延的过程中等待外部环境发生对自己意见有利的转变，等等。

8.实践中，有的案件证据不足、事实不清，办案单位制造被告人“认罪认罚”的假象，赠送被告人自首情节，为一审判决定罪量刑提供正当裁判理由。

9.法官在判决时所明确表述的理由常常不是他们的真实理由，而只是最好的法律上的理由。也就是说，法官的判决必须找到法律上的依据，即使这个理由并不是法官做出判决的真正理由。

10.稍有辩护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对于公诉机关来说，证据永无关门之日。开庭前可以提交新证据，庭审中可以提交新证据，庭后建议延期审理补充侦查提交新证据，二审也能补充新证据，两次补充侦查利用完毕后照样还可以补充新证据。

11.二审开庭很难，尤其做无罪辩护的，指望二审直接改判无罪难度更大，不如寻找机会促使发回重审，发回重审后，案件就可能会迎来一线转机，给辩护工作留出充足的时间，可以寻找新证据，新辩点，增加了无罪辩护施展空间，提供了无罪处理的新路径——检察院撤回起诉。即便无罪辩护失败，也很有可能改变定罪量刑，更改罪名，降低量刑，也可以切换辩护方向，选择认罪认罚，争取宽大处理，亦能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所以说争取发回重审，是对二审案件进行有效辩护的一条路径。

12. 造成发回重审的原因有很多，总结起来主要有：案件本身疑难复杂，需要进一步补证查证；二审审限不足，为了倒审限；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本应可以直接改判无罪，但二审法院选择照顾原审法院的感受，发回重审给原审法院一次纠正的机会；原审判无罪，抗诉后检察机关企图撤诉的；原判遗漏罪行或者遗漏同案人的；原审法院未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申请；原审审判程序严重违法，依法需要发回重审；案件争议大，二审法院为了转移矛盾、推卸责任选择发回下去；二审期间同案人归案需并案审理的；抗诉案件涉及无罪改有罪的；等等。

13.几乎所有法庭不愿证人出庭，若证人出庭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证言，法庭往往不予采信。

14. 几乎所有法庭质证虚置，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具有天然的证据效力无条件全部采纳，而辩方出示的证据连在判决书上体现都是奢侈。

15.在证人完全有必要且有条件出庭的情况下，法庭却一直阻挠的，辩护人申请调取关键证据、出示新证据，法官阻挠的，此时基本已形成有罪结论。